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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变革受利益集团羁绊致国家陷中等收入陷阱

    发布日期:2019-2-17    来源: 建筑建材网   编辑:笔名
核心提示:摘要:王一鸣 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理事、中国区域

摘要:王一鸣 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理事、中国区域郑州军海医院的评价经济学会常务理事。 198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后长期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

 

王一鸣 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理事、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常务理事。

198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后长期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工作。1993-1994年欧盟中欧研究中心和比利时老鲁汶大学应用经济系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和区域经济,主要著作有《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重大问题研究》、《&ldquo北京市军海医院援助基金;十五”计划时期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研究》、《知识经济与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区域经济政策研究》等。

50人论坛成员、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发表题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主题演讲。他表示,之所以出现中等收入陷阱,是因为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阶段转换中的系统性风险。因此,在面临诸多特有挑战和潜在增长水平趋于下降的情况下,我国要想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根本的途径是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转型。

大部分国家长期未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其利益格局往往受大的利益集团牵制,没有有效地调节收入分配的机制,从而导致社会分化非常快。在拉美国家,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

王一鸣首先从概念谈起。他说,2006年,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其基本涵义是指,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

王一鸣认为,之所以出现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因为,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

从二战后世界经济发展来看,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和地区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大部分国家则一直没能迈过这个门槛,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

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按当年价算,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

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则没有实现这种成功的跨越。其中,阿根廷是拉美地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在1964年时阿根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了1000美元,到上世纪90年代末达到8000多美元,但2002年由于经济危机下降到2000多美元,现在又逐步恢复到接近10000美元。而东南亚地区比较典型的是马来西亚,人均G D P一直领先,但几经反复,一直没有迈过这个门槛。

王一鸣选取韩国、马来西亚和阿根廷作为样本比较指出,成功跨越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两类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增长、技术创新、人力资源、收入分配等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

第一,经济增长稳定性差别很大。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经济增长往往出现较大的起伏,即便有几年增长率很高,也会迅速缩水,阿根廷就是典型例子。在1963年到2008年的45年间,阿根廷有16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负增长,马来西亚有5年负增长,而韩国仅有2年负增长。

第二,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存在明显差异。从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看,韩国2003年达到2 .64%,而马来西亚、阿根廷分别只有0 .69%和0 .41%,可见研发投入差距较大。再从研发人才来看,2006年,韩国每千人中的研发人员达到4.8人,而马来西亚和阿根廷则分别只有0.42和1.1人。

第三,社会发展指标上有明显差别。就人的预期寿命而言,韩国1960年仅为50.2岁,比阿根廷低15岁,但它提高很快,到2008年已达到79 .8岁,明显高于阿根廷和马来西亚。而在教育方面,韩国的受教育年限由70年代的5.6年上升到11.3年,领先于马来西亚和阿根廷。

第四,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差异较大。从基尼系数来看,阿根廷和马来西亚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达到了0.4贵阳哪个医院治疗癫痫最好5,到90年代末曾一度接近0 .5,2007年阿根廷更是达到0.51。而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基尼系数为0.36,到90年代末下降为0.31。从最高10%收入阶层和最低10%收入阶层的收入比来看,韩国也远低于阿根廷和马来西亚。可以说,东亚国家中日本和韩国在转型过程中收入差距都控制得比较好。

接下来,王一鸣进一步对两类国家出现不同发展命运的背后原因进行了探讨。根据他的分析,从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情况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是错失发展模式转型的时机。拉美一直实行进口替代战略,没有与全球化的浪潮很好契合,也没有很有效地转向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

第二是没有解决技术创新的问题。韩国开始是模仿,之后慢慢形成了一些有自主技术的企业,比较成功地迈过了技术创新的问题。但拉美和东南亚却没有有效解决技术创新的问题,以东南亚为例,整个经济是加工贸易型,缺乏自主技术。

第三是对发展公平性重视不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其利益格局往往受大的利益集团牵制,没有有效地调节癫痫病是怎么引起的收入分配的机制,从而导致社会分化非常快。

第四是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偏差。从拉美国家看,早期管制比较严,后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全自由化的影响,政府作用被削弱,完全缺乏调控能力。

第五是体制变革严重滞后。在拉美国家,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

日本和韩国能够成功,一方面是因为经济模式得以成功转换,特别是在研发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上有跨越性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比较好地控制了社会的收入分配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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